荆湖、两浙、江淮诸州出产茶货处，买纳数与卖数比较，若不相远，缘自前收复诸处旧管茶货数多，以至相承接压。臣前为荆湖、江南转运使，备见利害。税茶并拆色茶、外卖诸色茶等，人户各有旧额。使臣、职员务买数多，用为劳绩，拣选不精。人户启幸，多采粗黄晚叶仍杂木叶蒸造，用填额数，并于额外别利价钱，名为不及号茶。新时出卖不行，积岁渐更陈弱。欲望禁谕出茶州县人户，将来造茶须及时采新芽嫩叶蒸造，卖纳入官。至八月终，中卖送纳了毕。又虑采造不及所卖元额，乞于递年数内只买八分。内有人户元定根税茶额外，后来茶园荒薄，采纳不办，曾有披诉称每年衷私于有茶人户处收买供纳者，委自州县检验不虚，别无体量，依例定地税申奏。又收复江南后，将诸色税物折科茶货，亦有送纳不办者，乞许人户取便送纳。元无税物，愿以茶折纳者，亦听。如此则人遂宽舒，茶无积压。如人户依前将不堪茶货卖纳，茶司依条施行。监场使臣、职员等容纵专典、拣子等启幸买纳下次弱茶，亦乞勘罪严断。其建州的乳已下茶货，买纳即多，支卖全少，乞别降指挥擘画。

对：先王之为天下也，不求民以其所不为，不强民以其所不能，故其民优游而乐易。周之盛时，其所以赋取于民者，莫不有法，故民不告劳，而上不阙用。及其衰也，诸侯恣行，其所以赋取于民者，唯其所欲，而刑罚随之，故其民至于穷而无告。夫民之为农，而责之以工也，是犹居山者而责之以舟楫也。鲁成公作丘甲，而《春秋》讥焉。《谷梁传》曰：「古者农工各有职。甲，非人人之所能为也。丘作甲，非正也」。而杜预以为古者四丘为甸，甸出长毂一乘，戎马四匹，牛十二头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，而鲁使丘出之也。夫四丘而后为甸，鲁虽重歛，安至于四倍而取之哉！哀公用田赋，曰二吾犹不足。而夫子讥其残民之甚。未有四倍而取者也。且夫变古易常者，《春秋》之所讥也。故书作三军、舍中军、初税亩、作丘甲、用田赋者，皆所以讥政令之所由变也。而《谷梁》、杜氏之说如此之相戾，安得不辨其失而归之正哉。故愚曰《谷梁》之说是。谨对。

问：大钱直十行于世，仅十年矣，物重而钱轻，私铸如云，百物踊贵，民病之久矣。朝廷知之，凡官府之积以数千万计，而民间之畜不可胜数。以民之不易也，弃而不惜，十损其七。圣人仁民之意，可谓深矣。然窃意旧钱耗于盗铸，新钱在者十三，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。求所以善其后者，不可不预讲也。愿著之于篇，有司将有采焉。

问：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行于天下，无一物而不由，无一日而不用，而佛、老之教常与之抗衡于世。世主之欲举而废之者屡矣，而终莫能，此岂无故而能然哉？诸生皆学道者也，请推言其所以然，辩其不可去之理，与虽不去而无害于世者，详著之于篇。

问：河朔有桥非古也，河流于澶而桥始成，南北通行，契丹来和，百有馀年，夫岂偶然也哉？今河出于滑，古所谓白马之津也。白马之津是谓官渡，渡则可，桥则否。桥屡成矣，而河涨辄败。以虏使之岁至也，而不能已。朝廷睦邻之意厚矣，而河朔之人或以为病。方今之计，其便安在？

问：士大夫居闾阎间，习知民病，其多不可尽言也。姑问其六，曰：何以使民习于孝悌而无邪僻？何以使士安于实行而无矫伪？何以使吏食其禄而无妄取？何以使文符稀少而赋敛时办？何以使兵安其戍而无逃叛？何以使囹圄空虚而无数赦？

问：尧忧洚水之害，朝多贤者不用而用鲧。鲧九年无成功，民被其患者多矣。武王克商，微子，帝乙之元子，其贤闻于天下，不立而立武庚，武庚卒与三监叛，几为周室大患。此二圣人者，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，抑亦未之知耶？宜有以辨之。

问：孔子称颜子箪食瓢饮，不改其乐，一时门弟子莫及之者。而韩子以此为哲人之细事。子路称千乘之国，师旅饥馑之馀，可使有勇而知方，孔子目之以政事，不以仁许之，而孟子以为贤于管仲。孟子、韩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？

问：三代圣人其所以治天下，大者诸侯，其次井田，其次肉刑。自三代之衰，强弱相吞，而诸侯自灭；贫富相并，而井田自坏；劓刖伤人，而肉刑自废。汉唐之间，儒者咨嗟太息，欲复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。请详论之，此三者诚非耶？三代圣人以此治天下凡千有馀年而未尝变，当时亦莫以为非者。诚是耶？自汉至今亦数千载，时用时舍，迨今扫荡无馀，而天下未尝不治。学者宜知其故，不可不论也。

问：学者皆宗孔孟，今考之于书犹有异同之说，姑论其一二。孔子之于管仲，虽以为小器，而许其九合之仁；其于子路虽称其有折狱之明，无缊袍之耻，而知其不得其死。至于孟子则高子路，下管仲。孔子之于伯夷、叔齐，以为古之贤人；称柳下惠言中伦，行中虑，而讥其降志辱身。至于孟子则皆以为圣人。然则学者今将从孔子欤，从孟子欤！其明言之。

问：舜命九官，凡为国之政无一不举。历夏商至周而六官之典备，至于今循之。然以今之官考舜之旧，而虞稷二官独废而不修。盖耕耨稼穑，草木鸟兽，皆民之所赖以生，而国用之所由以足者，而独无以专治其事，岂后稷、伯益之官昔为虚设，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于事者欤？可详论之。

问：鲁自宣公失政，三桓窃抚其民，至昭公，五世不竞，将逐季氏，遂以失国。然孔子相定公，将堕三都，费人不顺，兵及公侧，仅而胜之。成人拒命，伐之不克，几至于乱。孔子之为是何也？及其自卫反鲁，虽为大夫，不任其事矣。季氏将用田赋，使冉有访焉，默而不答。然齐有田氏之祸，则沐浴而朝，请举兵讨之。夫哀公君臣非能正邻国之乱者，孔子之为是，亦何也？

问：郊祀天地，见于《诗》《书》，固有国之常礼也。三代既衰，礼失其旧。秦汉之间，祀五畤，封太山，礼汾阴，杂出于郊祀之外，儒者以为此礼之大者。然五畤废于汉元，封禅止于晋武，当时自以为贤于秦汉。今将考论其实，此三者于唐、虞、三代抑尝行之乎？所谓封禅七十二君亦可信乎？秦不足言，汉之诸儒初不言封禅，封禅之端发于相如，相如之言抑可信乎？

问：祖宗承五代之馀，礼乐未完，学校未立，其所以为天下者，皆汉唐之遗事也。然自今观之，其削平僭乱，攘却夷狄，战必胜，攻必取。及天下已平，祥符、景德之间，百姓家给人足，相贤将勇，中外无事，朝廷有诤臣，州郡有循吏。至于文章之盛，至与汉唐相若。敢问其所以致此者何也？今自十有馀年，礼乐学校之政几一新矣，其将追继祖宗而止耶？汉唐不足言，其于三代其亦庶几矣乎？

问：桓文，五伯之盛也。方是时，楚以诸侯而僭称王。召陵之会，桓公责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。柯之盟，曹沫兵劫桓公以求侵地，而桓公不以为罪。城濮之战，文公以君避臣，而不以为耻。围郑之役，秦伯私与郑盟，引兵先归，而文公不讨其贰。敢问伯者之盛，固若是而可乎？

问：人之所同好者生也，所同贵者位也，所同欲者财也，天下之大情尽于是矣。然此三者，常相为用。生者人之本也，无财则无以生，无位则无以养生而理财。作《易》者盖知此矣。既言三者而参之以仁义，其旨安在？

问：贤不肖之不能相及，虽父子兄弟之间有不免焉。尧舜之朱、均，周公之管、蔡，盖无足疑者。至于孔子门弟子三千馀人，其所谓贤者十人而已。此十人者与孔子周旋于天下，久者数十年，其历试而详观之者审矣。然子路事卫出公，庄公自晋反卫，劫孔悝而盟之，子路为孔悝攻庄公于台上，不知父子争国之不可也。田常乱齐，宰我助田氏，以陷于大戮。此二人者，亦何为立于孔氏之门乎？

问：善为国者惟其称耳。其取士也，因官而取人，故士无溢员；其用财也，量入以为出，故财无不足；其治边也，量力而辟土，故边无不守。今也取士日广，则官不能容；用财无艺，则常赋不足；开边日远，则见兵愈劳。将以救此，盖有举意而办者，亦有改途易向，虽久而不能办者，试详论之。

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」，炳以为理当死而求生，是悖理以偷生，失其心之德也，故曰害仁。理当死而不顾其身，是舍生而取义，全其心之德也，故足以成仁。若比干谏而死，夫子称其仁，所谓杀身以成仁也。虽死不顾，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。使比干当谏不谏而苟免于难，则求生以害仁矣，未知是否？

此说得之。然更要见得失其心之德、全其心之德各是如何气象，方见端的。

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何故不及仁？

更思之。

「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，其恕乎」，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」，今之人多以姑息为恕，且自居官者言之。为州县则不敢击豪彊，为监司则不敢按赃吏，为台谏则不敢排奸慝，为宰相则不敢退小人，皆自以为恕，而不知恕者，如心之谓也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，所恶于下毋以事上，岂姑息之谓乎？夫仁者，谓之能好人可也，而孔子兼能恶人言之。炳谓恕字亦当如此体认，未知是否？

此说固善，然被排击、遭按退，决非己心之所欲。今乃欲施于人，又何以为如心乎？请更推之。

「庄以涖之，动之不以礼」，庄敬者，礼之容也，两句意疑相重。炳谓端庄不慢者，敬心之发，躬行之事也。所谓礼者，化民成俗之具，若为之冠昏丧祭之品节，以教民孝弟者是也。未知是否？

「动」犹「动民以行不以言」之「动」，礼只是在己者。

「民之于仁也，甚于水火。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，未见蹈仁而死者也」。《集注》之说曲折虽多，然词意精密，发明圣人勉人为仁之意最为紧切有功。《或问》节取范氏之说，词虽平而意则缓，且未见「蹈仁而死」一句，与上文不相应。如范氏仁不伤人之说，则与上句不合。如程子杀身成仁之说，与上句合矣，而地位不侔。炳谓不如《集注》之说，未知是否？

杀身成仁、蹈仁而死同异如何？更思之。

阳货之恶如此，圣人恐无不终绝之意。时其亡而往者，亦非欲其称，盖终不欲见之耳。遇诸涂者，乃不期而会，不可得而避，非得已也。未知是否？

恐未然。

伊川先生云性即是理，炳谓所谓理者，仁、义、礼、智是也。未知是否？

四者固性之纲维，然其中无所不包，更详味之。

子曰：「性相近也」，又曰：「惟上智与下愚不移」。夫人之气质虽有偏正昏明、纯駮厚薄之不齐，然禀生之初，未甚相远也，故谓之相近。至于上智之所以为智，下愚之所以为愚，亦皆其气质使然。既谓之相近矣，何故又有上智下愚如是之悬绝也？

气象虽相近，然亦有如是悬绝者。盖既曰气矣，便有此不同，不足怪也。

「吾岂匏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」，《集注》云：「匏瓜系于一处而不食物」。古注云：「言匏瓜得系一处者，不食故也。吾自食物，当东西南北，不得如不食之物，系滞一处」。然匏瓜未尝不可食，而谓之不食物，何也？

不食谓不求食，非谓不可食也（今俗犹言无口匏，亦此类。）。

公山佛肸之召，诸家之说善矣，愚必以杨氏解佛肸章为得其要。盖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悦，夫子虽以东周之意谕之，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，故于佛肸之召又举其所闻以为问，其自信不苟如此。学者未至圣人地位，且当以子路为法，庶乎不失其亲，不可以圣人体道之权藉口，恐有学步邯郸之患也。未知是否？

得之。

「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」，横渠先生之说所以与诸家不同者何故？若曰告之教之则是为之也，说得「为」字太重，经意恐不然也。未知是否？

为犹学也。

「今之愚者，诈而已矣」。智则能诈，愚者本无智巧也，何故能诈？

如狂不直、侗不愿之类。

「予欲无言」，盖夫子以子贡专求之于言语之间，告之此以发之。子贡未能无疑，故夫子曰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」。盖欲其察之于践履事为之实也。程子所论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，虽引「无言」之文，然其大意却似说无隐之义。至其言，犹患门人未能尽晓，故曰：「予欲无言」。夫恐其不能尽晓，当更告之，而曰「予欲无言」，何也？或曰「予欲无言」一章实兼「无隐乎尔」之义，盖四时行，百物生，所谓无隐也。程子之说盖推明夫子启发子贡之意，欲其求之于践履事为之实者。未知是否？

恐人不能尽晓而反欲无言，疑得甚好。更熟玩之，当自见得分明也。

「四时行、百物生」两句自为体用，盖阴阳之理运行不息，故百物各遂其生。圣人之心纯亦不已，故动容周旋自然中礼。未知是否？

有此意。

宰我游圣人之门而有短丧之问，不类学者气象。诸家之说或谓至亲以期断，而宰我欲质其所知，有疑而不敢隐，所以为宰我，盖欲闻其过也。炳以为宰我在圣门虽列于言语之科，然哀公问社，而有使民战栗之对；方昼而寝，夫子有朽木粪土之讥。观其地位如此，则宜有短丧之问也。未知是否？

短丧固是不仁，然其不隐不害为忠信。此一事而兼有得失，得失又有重轻。

「年四十而见恶焉，其终也已」，圣人立言之意，固是勉人及时进德，然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，苟有特立独行之士，不徇流俗，众必群嘲共骂，何为而不见恶？学者亦不可不知也。未知是否？

见恶亦谓有可恶之实而得罪于能恶人者，非不善者恶之之谓也。

柳下惠三黜而不去，其言若曰：「苟以直道事人，虽适他国，终未免三黜。若肯枉道事人，自不至三黜，又何必去父母之邦」？观其意盖自信其直道而行，不以三黜为辱也。此其所以为和而介欤。若徒知其不去之为和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为有守，未足以议柳下惠也。未知是否？

得之。

接舆歌而过孔子，盖欲以讽切孔子。孔子欲与言之，则趋而避之。孔子使子路问津于长沮、桀溺，固将有以发之，而二人不答所问，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。至于荷筱丈人知子路之贤，则止子路宿，杀鸡为黍而食之，见其二子焉，其亲之厚之如此。孔子使子路反见之，则先去而不愿见矣。数子者若谓其无德而隐，则佯狂耕耘以避乱世，澹然不以富贵利达动其心，而确然自信不移，若有所得者。若谓其无故而隐，则危邦浊世，道既不行，亦未见其必可以仕也。特其道止于归洁其身，而不知圣人所谓仕止久速者，知所谓无可者矣，而未知所谓无不可者也。故其规模气象不若圣人之正大。若以素隐行怪视之，愚意未知是否。

无道而隐，如蘧伯玉、柳下惠可也。被发佯狂，则行怪矣。沮、溺、荷筱亦非中行之士也。

「柳下惠为士师，三黜而不去」。所谓降志，如不去之类；所谓辱身，如三黜之类。然圣人列之于逸民者，不知于何处见得柳下惠遗逸处？

见上。

「君子不施其亲」，谢氏曰：「对报之谓施。如亲党，特无失其为亲而已，岂有施报往来之意也」？谢氏之意不明。窃意其说若曰，君子所以厚于亲党者，特欲不失其亲亲之义而已，岂有施报来往之意？犹言其岂望施报来往也，其说与经文不通。炳所录《或问》解此段内有两句云：「人之所以害其亲亲之恩者，其失在于望报而不在于施」。炳谓「施」字上漏却「不」字，未知是否？

谢说不通，故《或问》中辨之，文意分明，不脱字也。

明道先生云：「人生而静，以上不容说，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」。人生而静以上何故不容说？才说性时，何故已不是性？未明其旨。

不容说者，未有性之可言。不是性者，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》卷九。又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学行典卷四七。）。

得失：原缺，据宋闽本、宋单刊本改。

问：盖闻治道本天，天道本民，故视听从违，不急于算数占候，而惟民是察，持以至诚，无远弗届，古先哲王罔不由斯道也。朕承宗庙社稷之托于俶扰阽危之候，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，念必抚民以格天，庶或悔过以靖乱。踰年于兹，寝兴在是。故府库单匮，军费倍滋，而赋歛加薄；外患未弭，寇盗尚多，而追胥有程。择守令以厚牧养，责按廉以戢贪暴。命令为民而下者十常六七，凡曰聚所欲、去所恶者，朕未有闻而不恤，恤而不行也。然而迎亲之使接武在道，而敌情未孚；保国之谋刻意在兵，而军势未张。躬纯俭以敦本，而骄奢之习未悛；扩大公以示训，而私枉之俗尚胜。刑赏不足以振偷惰之气，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之心。田亩未安，旱蝗害岁。岂朕不德，无以动天，抑政令失宜，而民以为病乎？何精诚之弗效，而祸乱之难戡也？伊欲复亲族，奠疆埸，清寇攘，善风俗，使百姓安业而亹亹迓衡，何修而可以臻此？子大夫涉艰险以副详延，诚亦勤矣，其必有至言欲为朕陈者，其悉言之无隐。若乃矜空文而无补于实，咎既往而无益于今者，非朕之所欲闻也，其以朕所未闻而切于时者言之，朕将亲览焉。

臣对：臣闻国将兴听于民，将亡听于天。汤武听于民，其兴也勃焉；桀纣听于天，其亡也忽焉。方桀纣之未亡也，谓己有天命，曰：「我生不有命在天」！彼以天命为真可恃，偃然自谓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及其亡也，诸侯归商者三千，资以胜夏，则成汤以兴；诸侯归周者八百，资以胜商，则武王以兴。夫汤武听于民而反以兴，非民兴之也，修人事以应天，是以兴；桀纣听于天而反以亡，非天亡之也，恃天命而虐于人，是以亡。兴亡之端，厥监在民而不在天，甚易晓也。而中材庸主，每每反之，此忠臣义士之所以深悲，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，而世主不悟也。陛下起干戈锋镝之间，适丁天下倥偬不暇给之秋，外乱内讧，佥人柄朝，边方有风尘之虞，中原有新羁之马，赤子入无知之俗，民愁盗起，祸稔萧墙，王室摇摇然几如一发引千钧。当此之时，可谓乱甚矣！臣愚谓陛下宜焦心尝胆，听于民之时也。而陛下策臣等数十条，大概质之于天。首曰：「盖闻治道本天，天道本民」。又曰：「岂朕不德，无以动天」？又曰：「何精诚之弗效，祸乱之难戡也」？似皆听于天者，此臣等所深疑，而愿为陛下直言无讳也。伏读圣策曰：「盖闻治道本天，天道本民，故视听从违，不急于算数占候，而惟民是察，持以至诚，靡远弗届，古先哲王罔不由是道也」。臣有以见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。臣谨按《春秋》祸变之由与祖宗已然之故事，为陛下陈之。为《春秋》之说者，曰：「正次王，王次春，王者上承天之所为，而下以正其所为」。此汉儒傅会之论，臣谓不然。臣闻圣人作《春秋》，尊一王之法，为万代训，未尝有明言天者，盖谓天道难测，若深言之，则遂以为茫昧莫究而忽于天；若浅言之，则天下后世遂溺于阴阳灾异而蔽于天。圣人推变于天常，与人事杂而书之，至其变见祸败，或应于数十年之后，甚则或不旋踵而应。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天必先出灾异以谴告之；不知自省，又出怪异以警惧之；尚不改悔，覆败乃至。苟无其事，变不虚生。若痛自惕惧，侧身修行，则祸灾灭塞，可转为福。此《春秋》之大凡也，以此知天心之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。自非大无道之世，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，此古先哲王所以持以至诚而不急于算数占候，诚知夫天人相与之际，甚可畏也。我国家自江南平定，太祖感宇县分割，生民受弊，恻然涕下，思有以布声教而抚养之，是时识者知天命固已牢不可解矣。且如择一法官，细事也，而太祖择王济，则曰：「无或有冤滥以致天灾」。任一宪台，细事也，而真宗选诸道提点刑狱，则曰：「一夫受冤，即有沴灾」。夫一夫受冤，宜未害也，而祖宗惕然动念，惧致天罚，则民之不可忽，而造物之不可欺也明矣。陛下龙飞之初，传檄四走，天下莫不翕然响应。臣愚虽不识天理。以人事卜之，知天意固已有在。比来圣虑渐弛，浸不克终，国势委靡而不振，生民愁苦而无聊，天意向背，殆有不测，可胜寒心！臣愿陛下持以至诚，以《春秋》为戒而谨持之，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，无以草茅之言而罢之，则天下幸甚。圣策曰：「朕承祖宗社稷之托于俶扰阽危之候，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，念必抚民以格天，庶或悔过以靖乱，踰年于兹，寝兴在是」。兹又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。呜呼，陛下兴言及此，亦知有宗庙社稷之托乎？亦知有父母兄弟之忧乎？知有宗庙社稷之托，所与任其托者为谁？知有父母兄弟之忧，所与分其忧者为谁？任其托、分其忧一非其人，则天下之大势无复救矣。臣闻天下大器得之甚难，败之甚易，莫不由夫祖宗辛苦艰难以成立之，莫不由夫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。成立于百年而覆坠于一日，遂使祖宗艰难之业并与祖宗社稷一旦丘墟。是以圣人作《春秋》，于乱君亡国痛以王法绳之。谨按昭二十二年书「王室乱，刘子、单子以王猛居于皇」。是时新有景王之难，王猛以幼冲而嗣大位，刘、单以庸材而相幼君，社稷危如赘疣，则王室安得不乱？夫王室天下根本，根本一乱而播迁于皇，则俶扰阽危亦甚矣。卒之天王蒙尘，避子朝之难，终昭公之世，仅复成周，至黄池之会，天下奔溃。而圣人独反覆书之，重社稷也。陛下以单微幼冲之资，独戡多难，则危如王猛；左右大臣，以险佞而佐大计，则庸如刘、单。臣恐王室之乱，又甚于子朝之难矣，安知江都之幸，不变为狄泉之胁迫乎！是陛下承宗庙社稷之托于俶扰阽危之候，而未知荆卿、何罗窃发于肘腋之间。愿陛下思太祖得天下之难而早图之，监《春秋》王室之祸而慎守之，毋谓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而遂解体也。谨按襄二十八年书曰「公如楚」，二十九年书曰「公在楚」，又曰「公至自楚」。窃原鲁公如晋、如齐、如京师，皆未尝书「在」，独于楚书「在」，何也？曰：楚虎狼之国也，襄公如楚既非常，而踰年不反，祸且不测，书曰「在楚」者，盖臣子痛君父之失所在也。以今两宫有沙漠之狩，孰与如楚之危哉！且襄二十八年如楚，至二十九年而归，《春秋》深危之，况两宫暴露于穹庐，三年于此矣，则陛下怀父母兄弟之忧，臣愚不知何以处之？为陛下计者，独不念「在楚」之事乎？臣愿慎择贤佐，惟断惟果，侧身忧灾如宣王，厉精综核如孝宣，锄去乱略如光武，刚明果断如宪宗，复雠雪耻如勾践。以《春秋》为戒而谨持之，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，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，则天下幸甚。陛下首策以此，中则曰：「府库单匮，军费倍滋，而赋歛加薄；外患未弭，盗寇尚多，而追胥有程。择守令以厚牧养，责按廉以戢贪暴。命令为民而下者十常六七，凡曰聚所欲、去所恶者，朕未有闻而不恤，恤而不行也」。此又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。臣闻治天下者正如疗疾，方天下之既受病也，府库单匮，军费倍滋，则病在血脉矣；外患未弭，盗寇尚多，则病在肠胃矣，客邪干正矣。择守令以厚牧养，犹导之以汤液醪醴而助真气也；责按廉以戢贪暴，犹投之以砭剂而攻强阳也。如使人血脉受病，肠胃又受病，而导之以汤液醪醴者，或失节焉，则疾日甚。疾既甚而投之以砭剂者，又非良药，祗速其死耳。医国者亦然，故方天下受病之际，府库竭矣，军费滋矣，外患炽矣，寇盗多矣，乃牧之以不贤之守令，扰之以不才之按廉，是犹疾已深而投之冶葛，岂不殆哉？臣请历言其弊。臣闻府库单匮，军费倍滋者，以兵冗而坐食也，以师老而费财也，以生寡而食众也，三者今之最大弊也。自古兵无事则不可使聚，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，其势然也。昔汉之兵制，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卒，京师亦不过南北期门、羽林之兵而止。至于边境有事，诸侯有变，皆以虎符调发郡县之兵，事已辄罢。是以其兵虽不知农而天下不困，兵甲未尝聚也。唐置十六卫，无事则力耕而聚粟，非但自赡，且以广官储，是以其兵虽聚于京师，而天下亦不困者，未尝无事而食也。我朝沿近代养兵之法，一兵给与衣粮，岁约五六十缗。太祖得周代之兵，中外止有二万而已。至乾德间，中外止十万兵耳。太宗尽有天下，添兵至多，亦止三十馀万。真宗当全盛之时，乃始五十馀万。当时军数非多，尚虑耗蠹调度，命汰疲冗。周莹不奉减兵之诏则怒而罢之，向敏中奏军额渐多，则反覆诘难之，诚知夫兵无事则不可使聚，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。臣故曰：兵冗而坐食，今之最大弊也。按兵法，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。以日计之，费已如此，况今旷日弥年，兵连不解。百人仰给县官则挟千夫之名，大概虽数百为辈，要归则无异于数十万之兵，而坐食连年，无毫发功，则农夫之力，安得不困？馈饷之卒，安得不疲？谨按庄公八年春，师次于郎；夏，师及齐师围郕；秋，师还。《春秋》书用兵，未有历三时而后反者，独于此书春、书夏、书秋，恶庄公无故劳师，兴围郕之役，卒之郕降于齐，而鲁师无功，至秋乃还。故书曰「师还」者，恶其夏已无功，秋始班师，暴露滞留之甚也。是后二十八年，有告籴之举，其祸正基于围郕之役。以今征役之久，动至累年，较之《春秋》三时而返者，不已大甚乎？则库藏竭而军费滋，自不足怪。臣故曰师老而费财者，今之最大弊也。兵冗而坐食，师老而费财，加以生寡食众，入少用多，陛下虽赋歛加薄，而州县之征科实烦。何则？用度既匮，则其势不得不取于民矣。臣前所谓追胥有程而外患未弭，盗贼尚多者，其弊在朝廷多过，生灵多怨。使朝廷无过、生灵无怨，则外患寇盗亦何名而动哉？盖自古奸雄如陈涉、吴广之起于秦，赤眉、黄巾之起于汉，苏峻之乱晋，安史之乱唐，本皆巨盗凶渠伺朝廷之过，执以为乱，幸生灵之怨，倡而称义，遂至迭起州县，劫令杀守，相挺为乱。今明盛之朝，岂有大过？窃闻长老之谈，或谓戚近挠权，奸臣盗柄，刑赏不必行，小人不尽除，纪纲不甚振，此岂过之渐耶？何则？自古乱天下国家多自戚近挠权，如汉之诸吕、窦、霍，唐之诸武、韦、张，窃弄朝柄，一败赤族，国家几破。今乃有肺腑领枢柄，戚属将卫兵，汉南北军之祸，其监不远，倘不少戢，是增朝廷之过，而起奸雄之胆。大乱之后，岂宜复然？晋赵王伦、石勒之徒，心窥人主，口责宰相，实奸雄伺过而后动。不幸因之以饿饥，加之以灾荒，生民愁苦无聊，则奸人乘隙奋飞，血流千里，此外患所以未弭，寇盗所以尚多。是虽追胥有程，何以救其乱？谨按昭十一年，「楚子虔诱蔡侯般，杀之于申」。蔡般弑逆之贼，王诛之所必加，《春秋》反恶楚灵，何也？曰：讨蔡般可矣，诱而讨之，此匹夫之贱行，《春秋》所甚恶也。前日下诏书，招纳叛亡，许以不死，此辈皆投戈请命，谓陛下示以大信也。然而阳示以信，阴加以刑，是诱讨也。陛下为人父母，奈何以天子诏书为诱人之饵？臣恐大信一失，则后来以招降为悔。自今上下猜忌如寇雠，聚处得间，则更相鱼肉，惟先发者为雄耳，何怪乎寇盗之未弥也！臣前所谓择守令以厚牧养，而守令多不贤者，朝廷轻守令也；责按廉以戢贪暴，而按廉多不才者，朝廷轻按廉也。守令一不贤，则郡县受祸；按廉一不才，则守令敢于为奸。故责守令在择按廉，此祖宗之成法也。太祖、太宗注意守令尤切，太宗尝亲选诸州长吏，又亲书其历，戒曰：「公务刑政，惠爱临民，奉法除奸，方可书为劳绩」。因顾钱若水曰：「朕暑中书此，宁不劳乎？盖为任官择人以安百姓耳」。呜呼，太宗不惮盛暑而亲札赐行，今守令则未尝有召对者；太宗躬自选择而延见便殿，今乃有付吏部而注拟者。是朝廷轻守令也。朝廷轻守令，则守令轻郡县；郡县之职一轻，则牧养之方尽废。使要近州县或非其人，复畏朝廷耳目之近，尚惮不敢逞；若远方细民，即使盗蹠为之守，梼杌饕餮为之令，斯民虽千百为群，号呼聚骂，朝廷不知，其为害岂不大哉？臣闻太祖以钱文敏知泸州，戒之曰：「比闻郭思齐掊歛不法，恃其遐远，谓朝廷不知耳，至则为朕鞫之」。夫泸州去京师四千馀里，而郭思齐不法，太祖已尽知之。今州县稍远者，其守令过失朝廷乃不闻，则远如泸州者陛下必不能知矣，彼何惮而不为盗耶？然则所赖以纠察其弊者，尚有按廉耳，如使按廉又非其人，则其祸可胜言哉？臣闻太宗以按廉之职，出为朝廷耳目，或由圣选，或由举充，选之既艰，则任之亦重。凡宽一按廉，是坏一路之事；一路不治，是使数百万军民受殃。自太宗即位，励精求治，诏转运使考核职任之废举，又遣使廉察官吏之污洁。如刘文质察举部内官吏，则有迁移之宠；如王德裔部内不治，则有黜削之罚。赏罚如此其严，则按廉振威，按廉振威则守令振职。厥今守令不职，是按廉未得人也。往者遣使抚谕诸道，天下想望风采，以为行被大惠，卒之厨传骚然，公行贿赂，甚者责子女于郡县，辇家属以偕行。虽官以抚谕为名，而民有供输之苦，守令之外，复增一蠹。夫远方细民，不幸遭不贤守宰，终岁抱冤，引领輶轩之出，以雪其愤。而按廉又不才，是使终身怀冤而莫之控诉也，则民安得不多怨而易动？此奸雄所以窃发也。谨按《春秋》闵元年「齐仲孙来」，圣人嘉而字之，重其将命从宜，以安邻国之难。方闵之初，叔牙、庆父媒孽鲁祸，闵公始立，国人危如赘疣，齐人可折箠取之。当是时，鲁之轻重在齐，仲孙乃能说其君使宁鲁难，卒之闵不失国，而鲁人以安，湫之力也。《经》书仲孙之来，喜其一出而民安鲁存也。以今两河淮甸兵革之馀，岂不甚于鲁国之难，而按廉之出，未闻如仲孙以务宁鲁难为意者，以《春秋》之法责之，则罪人矣。臣故曰：守令不职，是按廉未得人也。夫以守令既不职，而按廉又失职如此，则陛下命令为民而下，虽十常六七，而壅遏诏书者十常八九矣。是陛下有恤民之诏，无及民之惠；州县知有守牧之令，不闻有天子之诏。三数年来，边防用兵，凡百科歛，不以四方有无物之处，但严令督之。近海州军例科鎗干，居山州县例买鹅翎。有司既不辨有无，州县或罕能条奏，官取一物，民费数倍。且如前日劝诱一事，监司责办于郡，郡责办于县，县移文于乡。假军期急速为名，迫若星火，一有不至，则械系苦掠。人皆畏死，其敢有辞？是名为劝诱，而实暴歛之。监司郡守但务上供以悦朝廷，则忽而不知省；宰相大臣但务足用以悦陛下，则知而不敢言。上下相蒙，民穷无诉，是陛下恤民之诏虽多于孝文，而天下乾耗乃甚于孝武。伤和召怨，咎将安归？臣闻咸平中议改元，赦书颇多蠲免，或谓三司以惠泽太广为言，真宗责曰：「非理害民之事，朝廷所不可行，若赦令既行，必使良人受赐矣」。时方午，雷震，帝恻然曰：「岂赦令少及民之惠，上天以雷惊朕耶」！呜呼，祖宗以赦令未遍，惧速天罚，则陛下命令多壅，实悖天心，其害殆不为细。愿陛下以《春秋》为戒而谨持之，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，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，则天下幸甚。陛下中策臣以此。又念「迎亲之使接武在道，而敌情未孚；保国之谋刻意在兵，而军势未张。躬纯俭以敦本，而骄侈之习未悛；扩大公以示训，而私枉之俗尚胜。刑赏不足以振偷惰之气，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之心。田亩未安，旱蝗害岁。岂朕不德，无以动天，抑政令失宜，而民以为病乎？何精诚之弗效，而祸乱之难戡也」？此又见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。臣谓陛下躬纯俭而骄奢弗悛者，是陛下未必纯俭也；廓大公而私枉尚胜者，是大公未必能扩也。赏罚不足以振偷惰，是大柄下移也；播告不足以革狂悖，是危乱之兆也。田亩未安而旱蝗害岁，则生民失业而怨沴并作也。若乃遣迎亲之使而敌情未孚，则臣窃有说焉。臣闻庆历中契丹聚兵境上，遣其使萧英、刘六符来聘。是时使来非时，而兵既压境，中外忿怨。仁宗皇帝命宰相择所以报聘者，得左正言富弼，片言折六符之谋，卒挫虏主。自景德以来，北方无事，八十馀年于此矣，岂惟弼之力哉！于时宰相则晏殊，参政则范仲淹，枢密则杜衍、韩琦，谏官则余靖、欧阳修，皆天下之所仰望，而北虏之所畏惮者。彼知朝廷有人，故弼之计得行，而虏计不得逞。以今庙堂之上，宰相有如晏殊者乎？参政有如范仲淹者乎？枢密有如杜衍、韩琦者乎？谏臣有如余靖、欧阳修者乎？臣知陛下必无此等人物矣，而欲求敌情之孚，此臣所大惑也。臣闻猛虎所以百兽畏者，为爪牙也，使弃爪牙，则孤豚特犊皆得搏噬之。譬之国无劲兵，则蕞尔丑虏，皆为劲敌。故《春秋》虽恶穷兵之祸，至于兵不素养而取具临时者，必深罪之。谨按僖二十六年：「齐人伐我北鄙，公子遂如楚乞师。公以楚师伐齐，取谷」。说者曰：「乞，重辞也，重师也」。臣谓圣人非惟意在于重师，盖甚恶鲁之无备也。夫齐为鲁难久矣，自甗之役，齐败于宋而鲁不救，是时孝公有切骨之恨；至二十六年春侵我西鄙，怨已结矣。为鲁计者，正宜早夜预防，常若寇至，乃恬然熟卧，养成腹胁之疽，报不旋踵而齐人伐我北鄙矣，乃至乞师于楚以取谷焉。假夷狄而伐中国，不可之最大者也。以今丑虏大张，害甚于齐，而兵不素养，乃甚于鲁，议者乃欲借助兵于高丽，何异乞师于楚以伐谷者哉？是陛下徒知军势之未张，而不知军将之未练，可为陛下痛哭流涕者此也。国初剑南、交广各僭大号，荆南、江表止通贡奉，西戎、北狄未尽宾服，太祖垂意将帅，命李汉超等守关南，命郭进禦并寇，命姚守斌守庆州。以为既得名将，非厚通其意，无以得其死力，故许收逐郡关征酒榷之利，不惟养犒士卒，兼使丰富其家。又虑所费不足，仍许图回，其家属在京师者并厚抚之，则将帅之心，更无私虑，但专力于边事而已。又虑奏陈之事未尽机要，时许入朝自陈，至升殿赐坐，又复厚赐遣之。以故边臣多富于财，得以养募死力，使为间谍，尽知番夷情状，多致克捷。二十年间，无西北之忧，平西蜀，复湖湘，下岭表，克江南，尽得东南之地，虽诸将之功，实太祖驭将之力也。以今将佐偏裨，其雄挺孰与李汉超？其才略孰与姚守斌？其镇重孰与马仁瑀？其运筹决敌孰与韩令坤？以陛下驾驭诸将，孰与太祖？然而借之重权，禄之显秩，赐之重赏，其恩礼已越先朝数等矣。是陛下择将不如太祖，而恩礼则过之，适足以启诸将之骄心，而长奸臣之觖望。假令收复两河，迎还二圣，陛下何以加之？夫战胜之兵勇智百倍，败亡之卒没世不复，盖所以战胜者气也。今之士不战而气已索，此天下之大忧也。昔者六国之际，秦人出兵于山东，开关延敌，六国之师皆逡巡不敢进。然长平之败，廉颇犹能收拾馀烬，北摧栗腹，西抗强秦，振刷磨淬，不自屈服。是时秦人围邯郸，梁王使新将军如赵，欲遂帝秦，而鲁仲连慷慨流涕，深以为不可。非徒惜帝秦之虚名，惜天下之大势有所不可也。而议者乃谓宜尊奉夷虏，不可一触其意，陛下何不以鲁仲连抗秦之事谕之？然则何怪乎军势之未张也！夫《春秋》何为而作也？为天下无王而作也。周衰，天下不知有王，陪臣窃国命，家臣僭大夫，圣人有忧之，作《春秋》以代王之赏罚。书天子、书王、书天王者，诛赏之大柄也。书天子、书王，皆其常称也；其曰天王，则至大之称。天王与《周官·司服》所称天王，皆以嗣君之初，君道未著，人心未宁，正危疑之机，大奸之所伺，非常之时，故大威武以防之。称天王者，大威武以防天下之时，故曰非常也。然则又书天子、书王，何也？曰：《春秋》作，王者威权丧矣，大政大法，诸侯擅而行之，怙强恃众，迭相吞据，是本弱末大之势，名分大乱之日，非刚健大过之才若九五焉，不足以振其弱，非毒众穷讨之役若唐太宗焉，不足以戡其乱。故仲尼于《春秋》凡有出于王之为者，皆书天王，言于斯时王之所为，当大诛赏，不可循常，冀后世兴王之知变也。是时吴、楚之君皆鸱视虎踞，僭号称王，诸蛮群酋荐据中土，如此则文辞之告，犹可治之也与？霸侯暴国，迭相倾噬，伯子之存，不能十数，如此则诛赏之令犹可治之也与？故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」？东周仅存礼文而已，非拨乱反正之道也。故《春秋》必书天王者，正赏罚于大乱之时也。若事非王为，但从诸侯之称，只书王者，礼之常也。其曰天子者，所谓至贵以亲诸侯也。庄王不称天王，以其宠贼逆之人，不足以当至大之称，故去「天」字以重其讥。重庄王之讥，则鲁桓之罪彰矣。《春秋》大逆，外始于州吁，内始于鲁桓，圣人著其恶如此。若曰世乱则从恶者众，趋善者鲜，善若不予，则是赏不足以有劝；大奸大恶不加诛，则是罚不足以有惩。赏罚不行，而能兴衰拨乱者无有矣。陛下临御之初，正《春秋》危疑之机，称天王以临下之时，大柄大权乃悉窃弄于权臣之手，太阿倒持，收之良难，是陛下有春秋之乱，而无《春秋》之赏罚，则何以驾驭群雄而平大乱也？窃观太祖、太宗所以取天下，其大要在赏罚二事而已。当时赏则常薄，罚则常严。方澶渊之役，李继隆有疾战破虏之功，但加开府阶耳。臣尝怪真宗何赏如是之薄也，其深意以谓既杀虏将而不能破其众，此将之可责也。有将帅之寄而独赏内臣，不可以为后世法，此所以薄其赏也一也。又以自古宦者领兵，未尝不为乱，如太宗朝内侍王继恩出平内乱有大功，止受宣政使耳。谨守先帝之法而不敢违，此所以薄其赏也二也。至驭之以刑，则未尝不严。且如主将战没则降斥别将如王继勋者，诛戮亲兵如荆罕儒者，威令如此严，则人皆死力求赏。故太祖兵法罪不在赦，而《春秋》兵法尤严于驭军。城濮之役，楚师败绩，则得臣死之，书曰「杀其大夫得臣」，罪在得臣也。鄢陵之役，楚文败绩，则子反死之，书曰「杀其大夫公子侧」，罪在子反也。二子皆以失律丧师不逃重戮，则见夷狄用兵，其刑赏常严，而中国常宽，此夷狄所以常得志。成、襄之后，中国累累受制于吴、楚者，抑有由矣。厥今军势未张而动见败衄，是有春秋之乱，而无《春秋》之赏罚。臣故曰：赏罚不足以振偷惰，则是大柄下移也。如使大柄一移，则陛下徒拥虚器而已，何怪乎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也！然臣愚不识狂悖者为谁，谓前日诋忤权臣者为狂悖乎？谓左右便嬖为狂悖乎？谓前日诋忤者为狂悖，则臣不敢奉诏；如谓左右便嬖为狂悖，则陛下岂不能断然而去哉？窃料陛下所不能去之者，则是推诿权臣之弊也。自古以推诿臣下为盛美，然亦或以治，或以乱。汉高祖推诿群杰则治，至其后推诿王凤、王音至于王莽，则乱。光武推委二十八将而取天下则治，至其后推委后族至于董、吕、二袁，则乱。魏委荀彧则治，至委司马则乱。唐文皇驾驭英豪而取天下则治，至明皇推委李林甫、杨国忠则乱。初以推委而天下治，终以推委而天下乱，何弊之然哉？当推委之际，超擢十人，上从其九，是九人之恩出于下矣。如此则数年之间，左右前后皆权臣之党也。若斥削十人，上从其九，是九人之威出于下矣，如此则数年之间，中外远近无敢忤权臣者。以故忠义解体而君上之势孤也。前日将相大臣恣意诛戮，冤及无辜，陛下不得一举手，此岂非推委之弊耶？明皇天宝之祸未大远也，此可不为寒心哉！厥今天下大体皆坏，独祖宗德泽未泯，人心未厌，譬尪病之人，奄奄待尽，独气血仅存耳。如使人心一离，则是气血又将绝，天下无复可言者矣。而陛下以田亩未安、旱蝗害岁为患，则是生民失职，人心将离，气血将绝之时也。谨按《春秋》，灾异变见常与人事相符。灾异见于上，则祸败应于下，犹铁炭之低昂，其效可信者也。凡《春秋》书螽者，旱蝗之害岁也。然书螽凡九，而哀公十数月之间凡三书之，甚之也。甚之者，疾其害民之甚也。按是时十三年之间，而帅师伐某、侵某、取某、战于某，比他公为特甚，干戈至此而糜烂其民矣，生灵至此而为血肉矣。黄池之会，夷狄主盟中夏，天下日趋于亡矣，乃复暴兴田赋，民怨祸稔，岁大旱蝗，人有艰食之苦，圣人于此不一年而三书螽，伤之也。是知旱蝗之患，实兵戈怨毒之馀所由作也。比年以来，丑虏横行，干戈烂熳而不息，未尝一年间不战，生民日委顿，四夷日恣肆，天下不知有生之乐，几年于兹矣。创痍之民，肝脑涂地，丘陇发掘，暴露枯骨，胔腐血流者，不知几亿万生灵之命，陛下不得而见也。士卒死边野之外，妇哭其夫，母哭其子，寡妇弱子抱负轊车，望冤吊哀于千里之外，涂悲巷哭，怨痛彻天，陛下不得而闻也。陛下不见其所见，不闻其所闻，驱民万死之地而卒无一毫之利，积毁销骨，积怨伤和，阴沴作而灾疫兴，何怪乎田亩未安、螽蝗之害岁也！今者两河淮甸，赤地千里，飞蝗蔽天，公卿大臣熟视无计，而请为遣蝗之举。呜呼，即使蝗而可遣，是移心腹之疾而置之股肱，不知他境之民何苦而加之哉！臣闻天禧中，真宗以再岁旱蝗，秋稼不稔，慨然动念，实虑政令阙失，有爽天意，因诏削茶盐条禁之峻刻者，以惩旱蝗之灾。以今政令阙违，岂惟茶盐一二事而已。臣知旱蝗之害实天心之大警陛下也，而议者尚谓天灾流行，由历数运会，非政令失宜之咎。呜呼，天下有善则归诸己，天下有祸则归诸天，此岂圣贤之用心也！愿陛下少戢诛讨，少息调发，练兵实粟，养吾锐气，而全中国之力，以消旱蝗之灾。毋以精神弗效而怠惰，毋畏祸乱难戡而息志，以《春秋》为戒而谨持之，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，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，则天下幸甚。陛下中策臣以此。又念：「朕欲复亲族，奠疆埸，靖寇攘，善风俗，使百姓乐业而亹亹迓衡，何修而可以臻此」？臣于是有以见陛下真得兴衰拨乱，以起天下之病也。窃睹陛下首怀父母兄弟之忧，中念迎亲之使，至此又以复亲族为言，是陛下痛念二圣銮舆暴露，而未有迎复两宫之策也。夫汉高祖所以还太公于楚军，岂独侯生力哉？臣尝论高帝有胜项王者五：以兵强力壮则楚不如汉，以三杰为用则楚不如汉，以驾驭诸将则楚不如汉，以关中廪粟之富则楚不如汉，以关中形势之重则楚不如汉。五者皆项王所不如，则何苦而拘太公哉？以今凋敝之馀，无汉之兵力，无汉之三杰，无汉之驾驭，无汉之廪粟，而又违远上都，弃去两河，则又无关中之形势，而欲求亲族之复，虽使如侯生千百辈往焉，臣知其无能为也。故臣尝谓欲复亲族莫若复两河，不得两河则亲族不可复。今陛下以奠疆埸为念，是欲复两河也，两河得失系天下轻重。唐神尧起晋阳，以一旅取天下，而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，其难如此。晋于春秋为大，尝驱役诸侯；至秦萃锐兵之晋，乃得韩，遂折天下脊。及韩信联齐有之，故蒯通知汉楚轻重在信。宋武号英雄，得蜀、关中，尽有故疆十分之八，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窥边。是两河之地，王者不得则不王，霸者不得则不霸，贼得之则天下不安。臣故曰：不得两河则亲族不可得而复也。咸平中，真宗与王济论边事，济言：「蠢兹丑虏，敢尔凭陵，盖谋谟当位之臣，未有昔人之比，且国家所恃，独两河耳。此诚急贤之秋，不然，臣惧北戎饮马于河渚矣」。呜呼！济之言诚切中今日之病。臣谓欲复亲族而收两河，亦诚陛下急贤之秋，当以济言为监也。然当今最大患者，亲族之未复，疆埸之未奠，寇攘之未清，而臣愚所最患者，风俗之败坏也。风俗天下之筋络也，譬人之身所恃以维持血气者，惟筋络耳。风俗一败，则筋络又绝矣。汉唐之亡，其弊皆风俗之先坏也。故臣尝论东汉之亡，与李唐大略相似。东汉之季，阉人乱政，毒被生灵，豪杰据郡而起，天下遂裂为三国。唐末宦者蠹于内，藩镇溃于外，天下遂磔为五代。然三国之士，其好恶去就尚有可观，虽天厌汉德而刘氏犹拥虚器，亦卒以禅代。终五季之乱，其臣悉凶狠顽鄙，戕贼君亲，专为枭雄，岂天于东汉之季独多君子，而唐末专为小人哉，诚风俗渐染然也。中原乱亡，自古更迭，亦天下常事，盖未有不亡之国。然当其时，有推变于天道而言者，有以人事前知而言者，有握节而死者，有卫社稷而死者，有愤国破亡，奋不顾身，并家族破灭者，亦有知几之士挂冠而去不蹈其祸者。我国家涵养天下之士久矣，士大夫受君父之赐亦甚久矣。一朝国家有难，自公卿剑履间以及下之百执事凡几人？自王畿以达郡邑有位者凡几人？前知而言者为谁？死名节者为谁？死社稷者为谁？徇国者为谁？知几而挂冠者为谁？推变于天而知其将亡者又复谁也？方晋南渡，士流尚有聚于新亭，伤国之衰，对江山而下泣者。周之东迁，尚有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者。以今两宫播越，则非直东迁之辱也；陛下仓皇远狩，则非直南渡之迫也。谁复有泣对江山而忧宗庙之陨者哉！自晋风俗之坏，而海内横溃，生灵鱼肉，几二百馀载。以晋监今，其祸可胜言哉！昔田横齐之豪士，耻北面臣汉，遂自杀，从者五百馀人皆死之，无一人降汉者。诸葛诞魏室一叛臣，及其既败，所养死士三百人就戮，皆曰：「为诸葛公死无憾」。今之士大夫蒙国厚恩，何啻齐卒之受恩于田横、死士就养于诸葛哉？而含垢忍耻，视君父之戮辱甘心焉。呜呼，纵不愧田横之客，而宁独不愧诸葛之奴耶？臣故曰：今之最大患者，风俗之败坏也，风俗一败，则筋络又将绝矣。愿陛下以《春秋》为戒而谨持之，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，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，则天下幸甚。虽然，陛下策臣等数十条，皆当今之大弊，臣既已极言之，而圣策尚谓：「子大夫涉艰险以副详延，诚亦勤矣，其必有至言欲为朕陈者，其悉言之无隐。若乃矜空文而无补于实，咎既往而无益于今者，非朕之所欲闻也。其以朕所未闻而切于时者言之，朕将亲览焉」。臣又见陛下真有意求苦口之言，以救天下之病也。然臣观陛下求苦口之言虽若甚切，而在廷之士必不敢尽言无讳，何也？臣闻鹊巢覆则凤不至，直士受祸则忠臣杜口。往者从东南来，道路籍籍，咸谓陛下即位以来，不旬月之间，戮直言者三，有是乎？岂道路之妄议乎？倘如所言，则伤威损德，为害不浅。谨按《春秋》，「陈杀其大夫泄冶」，说者谓泄冶以直谏被诛，国之大恶。时盖宣公九年也，而十年有徵舒之祸，十一年而楚子入陈，不三年之间而陈国大乱。呜呼，戮直言之士而祸至于此！然而泄冶被诛，权不在陈灵而在徵舒；前日义士被诛，权不在陛下而在左右。专杀之祸，《春秋》大恶，而况专杀直士，恶又甚焉，此楚子入陈，所以得藉口而讨徵舒也。丑虏乘隙，将以假讨恶为名，而蹑入陈之轨矣。臣是以卜在朝廷之士，必不敢尽言无讳也。然而臣犹敢区区竭愚者，窃自惟念陛下诏臣等无矜空言而陈实务，则陛下知前日滥诛为过而改之，是陛下乐闻其过矣。臣而不言，是臣负陛下；言而不从，是陛下负臣。抑臣尝闻太平兴国中，有布衣皂囊献书者，其辞狂妄，太宗览之弗罪，因谓宰相曰：「比降诏书许言事，故虽狂悖弗加罪」。至淳化中，武程上疏狂瞽，李昉请加黜削以惩之，太宗责曰：「朕曷尝以言罪人哉」！呜呼，太宗乐闻直言如此，而大臣尚请黜直言之士。幸而太宗不从，如使太宗不乐直言，而李昉之请得行焉，则武程者几上肉矣。今臣累千万言，则其罪过于皂囊之书，以臣疏贱则甚于武程，而有狂瞽之论。使陛下乐闻谠言，尚患见忌；借使人主一恶直言，大臣如昉者又从而媒孽之，则臣亦危矣。幸陛下以祖宗为监，而扩太宗纳谏之量，大臣体陛下之意，而无李昉恶直言之心，则畏避而不敢言者，亦臣之所窃耻也。臣故曰：愿陛下以《春秋》为戒而谨持之，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，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，则天下幸甚。臣谨对。

辱示以所见，甚慰。此事真要端的有著落，空言泛泛，何益于吾身。上蔡先生「仁敬」二字，乃无透漏之法门，惟益勉旃，以副所望。

又，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」，不知公如何分解？须是指摘分明说出，难为模糊说也。看《通鉴》有得，毋惜以一二精义见教。吾徒幸不蔽固于俗学，圣贤事业幸有一线路可以究竟。惟不志于功利、死而后已者，可与共进此道耳。吾友勉之！

又，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」，更曾细观语录，入思虑否？「阴阳亦形而下者」，此语如何？理趣须是自通贯，随人言语，是不可也。某见侯先生说此句，信以为是，更不致思，前日顿省犹未是也。经可易读乎？如尹先生《语解》，亦未可轻易，使高明之人有蚍蜉撼大树之笑也。如何？某年齿往矣，虽摧颓，而志方欲振耀，所望直谅之友左提右挈，庶几不丧素志乎！勉之勉之，交相警戒可也。

又，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」，与未发已发不同。体用一源，不于已发未发而分也。宜深思之。

又，所见果分明，不必虚为谦让。若未分明，正要提起熟讲，然后可望上达。天命至微，自非亚圣大贤，孰敢便为已贯通。惟是念念不忘，庶几日日有功，不至坠堕也。

又，左右书词有得有失焉。志近，思得也；迫切，则苦而不可久。悔过而不能释去，则局束而不可大。欲速如圣贤，以未见近切而自谓，恐终不能至，则大非所望也。孔子曰：「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」。不特为政，学亦如是也。孟子曰：「心勿忘，勿助长」。此养心之要道。今欲进学而不终，其去仁也远矣。吾友勉乎哉！

又，学问之道，但患自足自止耳。若勉进不已，则古人事业决可继也。史书自威烈王三十三年而下，其年纪、世次、兴亡，大致尝略考之矣。自是而上，及鸿荒之世，所可知者，则未尝深考之也。今博取群书，取其中于理、不至诬罔圣人者，用编年为纪，如《通鉴》然，名之曰《皇王大纪》。考据三代，虽未精当，然亦粗有条理，可辨王伯，不至纷纷驳杂，如前史所记也。

又，黄、沈有《论语说》，某因其说，亦有数段学问，不可不讲。讲看，便见病败也。前辈凋○殆尽，续之使不绝，正在后辈，吾徒其可以此事若存若亡乎！直须如粥饭，不可少一顿可也，又况欲张而大之乎！呜呼！执书册则言之，临事物则弃之。如是者，终归于流俗而已矣。切不可不戒也。

又，社祭礼秩视三公，不知有何经可以为證。伐鼓于社，以助阳也，非责社也。变置者，更新坛位，尽敬焉耳，非责罚也。更试思之，有可见告者，无吝。反复明道，所谓不有益于此，必有益于彼，不可寝默但已也。

又，闻有相从欲学文者，须依东坡之法令，熟读《左氏》、两汉、韩、柳之文，则他日所成就必大有可观者。因是虎变，亦未可知也。若茍且近功，辟如万户棋子争胜负，能提先手，超迈等伦乎？

又，天帝精义，须自有说，但恐思之未至耳。不可便以《孝经》之言为不是，须反覆思索可也。禘喾郊稷，却似无可疑者。太王为狄所攻，屈己事之，岂得已哉！可谓之乐天乎？

又，郊祀之礼，建正之义，考之颇详，然恨未精也。如蜡祭，既谓合聚万物而索享之，则何可谓以八神为主？社主报啬，其祭在春，首见于何经？地固配天，谓当立北郊方丘，与天分庭抗礼，恐于义理不然，更思以见教。三王建正不易月，《通鉴》纪秦、汉已遵用矣。《大纪》中固已纪实。更精者，《通鉴》可也。

又，「思曰睿，睿作圣」，岂可放下？若放下时，却是无所事矣。无所事，则妄人矣。若太劳则不可，诚如教语也。

又，老人、病人、衰人有死之道，然以目前观之，死者亦未必便是老人、病人、衰人。盖修短有数，一定而不可变，虽圣人与造化同，于修短亦听之，未尝别致力也。此所以为圣人欤？在众人，则不奈何著死耳。凡事皆然，不特死生也。饮水曲肱，安静中乐，未是真实乐，须是存亡危急之际，其乐亦如安静中，乃是真乐也。此事岂易到，古人所以惟日孜孜，死而后已也。读书一切事，须是有见处方可。不然，汩没终身，永无超越之期矣。众人汩没不自知觉，可怜，可怜！

又，下谕《卫》所以为变《风》之首者。伊川云：「以卫首坏王制，并邶、鄘之国故也」。尝考卫顷公之薨在夷王末年，夷王之世方下堂而见诸侯，未见诸侯有相吞并者。伊川云「卫首并邶、鄘」，据《诗》而言，可信也。故各系其国，以见卫之罪也。文中子为《小雅》为周之盛者，言其初也。季子以为周之衰者，言其末也。其从如云如雨如水，恐先公之说得其要也。何以言之？盖民从君者也，君从之，然后臣民从之。圣人之法常在于端本清源，岂可舍本源而就末流乎？

又，《关雎》序云：「不淫其色」。故伊川言：「淫其色，非后妃之事，求淑女，诗人之意也」。此虽先生之说，然录者亦多误，未可全信也。先生之说，何以未可信？为《关雎》之诗言后妃之德故也。若是诗人之意，即非后妃之德矣。后妃之德，以不妒忌为至，故乐得淑女以配君子。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，进其贤而已，非以貌，不使君子淫其色也。在后妃分上大有意味。使后妃有是德，则人君不修内行等事，一切消磨扫除尽，虽欲发而不可得。此《易》之所谓「女贞」者也。深考此说，则伯氏之非茍发矣。

又，《大纪》工夫不敢辍，首盘古不可移也。事则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；理则可存者存，可削者削。近于三皇之世，载些语言甚有意思，俟面见求益也。来书末后所赞鄙言，因事愤发，既以自警，又以奉告。若不于此省悟著工夫，真可惜逡巡枉过一生也。临死而后悔之，则无及矣。德美当有见处，不可为事物所驱役不知觉也。大抵情所重处，便被驱役，自以为是，而不知区区于一物之中，可惜哉！人本与天地同德，乃自弃于一物，可惜哉！某为此言者，非谓德美为事物驱役也，大概相警发耳。其为事物所驱役，不为事物所驱役，惟德美自知之，某不得而与也。勉之勉之！

又，井田封建，施仁恩之大纲也。商鞅、王莽事甚明白，在所不论。董子限田之策，欲渐近古。而唐时府兵之制，亦师古者也。更能将历代田税制度精考，幸甚！周之宗庙只在镐，却于经无可据之文，而在洛却有可据之事。当时周公营洛邑，郊于此，社于此，益于此，诸侯朝于此，祼太室、行封赏于此，似宗庙在洛无疑也。故康王命毕公之文，直以洛邑为王室。唐、虞五载一巡狩，周制六年王乃时巡，车徒简易，非如后世有千乘万骑辨严之难也。四时来朝享，何难之有？洛在畿疆之内，无告行之礼，若适诸侯，则告行，亦非难事也。诸侯来朝享，礼必行于庙，报功行赏，亦必于庙，则洛邑固已朝诸侯、行封赏矣，故曰以宗庙在洛无疑也。惟告朝一事，思天子以祝文遣使，命东郊大臣代告，疑亦可也，但无经文可證耳。主命之文，为出疆设祭祖祢，告命为主，事有主名，非可泛行他事为文，况祭祀必于宗庙，而可行于疆外乎！或谓设虚庙于洛，载主在于是，遇时祭则祭，如烝于文王、武王是也。《礼》曰：「当七庙五庙无虚主」。则庙不可虚设矣，则所谓四岳之下皆有庙榭。又曰：「明堂见于太山」。不知据何经而云然乎？成周宣榭火，是周东迁，平王都于此矣。其有固宜，又何可引以为證也？切更思之。

又，郊社之义，谨按孔子曰：「礼者，义之实也」。王者祭天于郊南，面阴也。阴气者，地之体也。天尊地卑，王者父天母地，不敢悖天地之大义也。郊特牲，而社稷太牢，具牛羊豕为太牢，太牢固非特牲，又安知其非牛羊乎？礼有以多为贵者，有以少为贵者。王者父天母地，不必事事同，然后为礼。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家无二主，尊无二上，自有等降也。只如人事父母，其孝爱之心则一，其事则不可同矣。礼以节文为主，若无节文，乃非礼也。《周礼》成于刘歆，歆是不知三纲之人，其书不可引以为證。孟子之言有激而云耳，当以活法观，若以死法观之，则得乎天子而为诸侯，得乎诸侯而为大夫。诸侯大夫莫非有功于民，乃得为诸侯大夫，若以得乎天子诸侯而为诸侯大夫，成甚说话。谓变置社稷，如天子变置诸侯。若欲变置土谷，则土谷不可变置。若欲变置勾龙周弃，则一世伟人英灵在天，不可以比。无道诸侯，诛责而变置之也必矣。

又，旱乾水溢，人君当反躬修行，今反加诛罚于鬼神，果何义耶！《曲礼》下篇曰：「天子祭天地，祭四方，祭山川，祭五祀，岁遍」。来教谓「《礼》曰：『天子祭天，祭社稷，祭五祀』」。出于何篇也？《曲礼》下篇又曰：「诸侯祭方祀，祭山川，祭五祀。大夫五祀，岁遍。士祭其先」。《王制》曰：「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社稷，大夫祭五祀」。夫天固诸侯之所不得祭，地虽为母道，又妻道也，臣道也。天子大社封五色土，诸侯各以其方色，是诸侯虽祭地，而比之天子则有等矣。诸侯方祀，殆为是乎！夫诸侯之不敢祭天，犹支庶人之不敢继祖也；诸侯之得祭地，犹支庶人之各母其母也。又按孔子曰：「祭帝于郊，所以定天位也；祀社于国，所以列地利也」。又曰：「礼行于郊，而百神受职焉；礼行于社，而百货可极焉」。又曰：「郊，所以明天道也；社，祭土而主阴气也」。又曰：「夫礼必本于天，殽地降命。命降于社之谓殽地」。又曰：「社，所以神地之道也。地载万物，天垂象，取财于地，取法于天，是以尊天而亲地也」。故教民美报焉。礼虽无明文，犹当以义起，况顺于理义又有明文如此之多乎？更加深思博观天下之义理可也。

又，示谕数端，皆列圣因革大致也。漫具鄙见，幸却指其未到。建正，自黄帝、尧、舜皆建寅，夏后氏受禅，因而不革也。商之所以建丑，周之所以建子者，为天道至微，所以因时易命改建，所以发明三阳之义，以诏天下后世。其旨深远，不可浅近看也。二帝而上，恐未有是也。服色，恐是随五德之运。禹平水土，北方黑，故尚黑；汤征伐，西方金，故尚白；周亦征伐，火克金，故尚赤，不只以物生之色为上也。忠质文之更，尚承忠之弊，以敬。太史公之言非是。忠与质相近，大抵虞、夏质，殷、周文。殷人以木辂为先辂，是尚质也。周之五冕皆玄冕，朱里延纽，五采缫，十有二就，皆五采，王十有二，玉笄朱纮，其文可知也。圣人欲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是文质参用也。周以玉辂为先辂，今乘殷之辂，谓之变周之文，从殷之质，亦可也。礼乐之仪章器数，须有本文为之记，可也。不可谓之经，以其是有司之事耳。若《礼》之理，《乐》之义，则在乎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之中矣，故通谓之「六经」。贡赋，王畿之内，谷粟自足用，若夫礼乐制度所须之物，则取之九州四海然后足。故任土作贡，各以其所出，不必云取其美物以当谷税也。

又，鲁惠欲以私爱立桓公，隐公承父之志，不立乎其位可矣；今既居其位，又以让桓，则与有罪矣，传说未可非也。首止之盟，义系于齐桓之会王世子，而不系于王世子会齐桓。无亏之杀，义系于宋襄，而不系于齐人。齐昭杀孝公之子，三《传》不载，未详其事，不可凿也。春秋之时，天子无号令，甚矣！卫惠既死，王命讨之，虽为后时，然犹胜终不讨也。齐桓承王命而不动大众，亦得轻重之宜矣。为卫侯者，即日因齐桓之京师，请归罪于司寇，以忠孝盖前人之愆，可也。齐师以是日至，直以是日与之战，甚矣！故义系于卫，而非系于齐也。圣人权轻重，不失毫釐。君子积数十年探讨之心而为之传，岂苟然也？凡有疑，则精思之。思精而后讲论，乃能大有益耳。若见一义即立一说，初未尝求大体，权轻重，是为穿凿；穿凿之学，终身不见圣人之用。

又，承讨论《春秋》学，某未能得髓，何足以辱公问？姑道所见。大一统之法，奉天子正朔是矣，恐不更当用首年也。商、周必改正朔者，三阳之发，天道至微，圣人推而行之，其用妙矣，但人未之思耳，非止于易民观听也。易月之意，无可疑者。圣人制作万世不易之典，其中大有革而不因者，曾易月之可惮乎？一个「春」字，便是行夏之时，正次王，王次春，则立意又别也。以《周书》考之，嗣子即位于初丧者也。踰年之制，方欲讨论深思，只是国史于此年之首方记即位之事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大复仇，然不为复仇而作也。复仇，《春秋》法中一事耳。幽王宠褒姒，黜申后，废嫡子，立伯服，破灭宗周，其罪甚大。故其父子间，圣人所难言也。及其赗仲子，蹈履车之辙，然后书而深罪之也。然则圣人所以不以复仇责平王者，其意所见，殆与书晋弑其君州蒲之类相近似乎！故谥法名之曰「幽」、「厉」。虽孝子慈孙，不能改也。隐公若不自立，使诸大夫具事本末请王命，则可免矣。《传》谓隐无正者。正，谓不请王命耳。故仲氏以摄为无正，为非义之所存也。故纪侯之去，与其他出奔者不同。故仲尼以「去国」书之，而不书「奔」，故不与其他失国者一例，以名书之也。可谓权轻重，不失毫釐矣。伊川先生未成书，故不能无毫釐未尽善处也。公子郢虽当立，孔子正名，必须请王命，然后为正也。田常弑君，告于哀公，哀公使告三子，孔子岂得不告？告而从，则必请王命，王若能从鲁请，兴义师，便为平定天下之端，不为东周矣。

又，首年之义，恐不可泥于一说。诸侯奉天子正朔，便是一统之义。有事于天子之国，必用天子之年。其国史记政，必自用其年，不可乱也。当时诸侯纪元，乃是实事，与后世改元者不同也。圣人于元上见义，若诸侯无元，则亦不成耑君矣。如元亨利贞、乾坤四德，在他卦亦有之，不可谓《乾》、《坤》方得有元，他卦不得有也。《易》载其理，《春秋》见其用，恐义亦当如此也。祔礼必行之于庙，但皆不见其制度。《书》中有康王受命一事，恐或可推，但无徵不信，不敢遽立说耳。圣人释栾书，归弑于一国之人，若圣人事亲，在乎当诛一国之人乎理不然，《春秋》亦空言耳。宜更思之。窃意《春秋》当以复仇责平王，而圣人不责之意，亦别有说乎？不然，愚说亦有味也。隐公不请王命，固不是，请王命而有得国之意，亦不可。若革先君之不义，请王命而立宗人之贤者，疑亦可也。道固多端，不可执一也。若纪侯者，非齐侯无道暴横之甚，则多守其国者也。去太王则远甚，亦贤于其他自取灭亡者也。故圣人书法如此。舜之为子，烝烝乂不格奸，不可与常人比并而论也。天下有大义，亘古亘今，不可磨灭，要在识之而已。以众授齐侯，亦圣人与狂狷之意，非尽善也。无情反复，然心之精微，言岂能宣？涉著言语，便有滞处。历圣相传，所以不专在言语之间也。

又，先儒之说，须傍附义理，不可轻破，要在自以意观之。所谓以田为地统者，为是二阳也，偶便是坤矣。若阴，则从阳者也，岂可以为统乎！明者，阳也；晦者，阴也。见者，阳也；不见者，阴也。寅正三阳，发见明，孰加焉。故先儒谓夏数得天，百王所同。圣人南面而听天下，必以此为正也。

课治于王者之盛时，则守株之诮不免于啬夫之口；课治于霸者之末世，则改弦之喻不夺于君子之志。非王者之不足尚，而霸者之有可称，时适其变而法便于民故也。请借齐、秦以为喻。齐之小白相管仲而从其言，秦之孝公用商鞅而听其说。是齐、秦之便利苟简，虽为好高慕古之士所黜；其量时度宜，反为通达国体之人所取。是其不贻于守株之诮，而有得于改弦之喻也。何则？五家为轨，五里为连，此轨里之法起于管仲也。非管仲有拂于先王，齐小白富强之急不得不然尔。千而为阡，百而为陌，此阡陌之法起于商鞅也。非商鞅有拂于先王，秦孝公兵食之急不得不然尔。若使不然，追踪王者之迹，图为治国之术，岂不亦疏且远哉？大抵一时之治必循一时之法，必循一时之便。不循其法，不足以为治；不循其便，不足以为法。藉是以观历古赋税之得失，盖可见矣。自神禹治水，分别九州，底乃财赋，时则有五十之贡。成汤嗣兴，受小共大共，为下国骏庞，时则有七十之助。成王定周，设为九赋以敛财贿，时则有百亩之彻。三代便民之法，岂可企而及之哉？春秋之世，鲁宣公之初税亩，则税赋为不足；定公之作丘甲，则税赋为不足；哀公之用田赋，则税赋为不足。便时之法，果将若何为足观也？汉高祖式遏乱虐，除秦之暴，天下平定，区别疆界，时则十五而税一。迨及文帝，治风灿然，四海富庶，时则三十而税一。当此之时，税赋为有馀，循时之便，何足忧哉？有若武帝专意征伐，用度始不足。加口钱，榷盐铁，铸白金，造皮币，纷纷然也，无益于事。是虽仲舒献名田之策，是虽师丹献限田之策，皆欲均其赋税也，惜乎策之不用而止。唐太宗济民水火，除隋之暴，身及太平，法古遗意，时则有租庸之制。施及代宗，前法稍玩，有所更革，时则有以亩定税之制。当此之时，赋税为有馀，循时之便，又何足忧哉？有若德宗，藩镇强盛，用度始不足。议盐铁，兴钱币，行括苗，置和籴，纷纷然也，无益于事。是虽陆贽进六币之策，是虽齐抗进六奸之策，皆欲均其税赋也，惜乎策之不用而止。历观古者一得一失大率如此，厥今赋税何如哉？不均之弊有二：有兼并之弊，有流徙之弊。何谓兼并之弊？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，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。奸民欲计免于赋役者，割数亩之地，加之数倍之赋，而收其少半之直。于是其富者地连阡陌，膏腴沃壤奄而有之，其贫者曾无尺地以置锥托足。方且困于重役，迫于追呼，此所谓兼并之弊也。何谓流徙之弊？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可耕之地，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人。又其凶年饥岁，转相散徙于丰足之邦。于是所会之处如凫居雁集，乌合蚁聚，所居之里鸡犬不相闻，马牛不相及。又且伐户破灶，析骸毁骨，此所谓流徙之弊也。为方今之计，必欲去此二弊，莫若行土断之法。何则？籍其地之广狭，计其人之众寡，限之以户数而授之以土地，使有力者势不至于陵僣，使不足者身不至于流荡。是法既行，户有定籍，田有定分，无有兼并，无有流徙，然后从之为什一之税，则不均之弊又何患哉？所以晋哀帝始行之，安帝终复之，亦能济其艰危，免其匮乏，而天下有息肩之所，岂不嘉哉！幸今主上屡降德音，以此为念，庶几礼乐兴，狱讼息。明执事上体天子之意，以此下询，愚虽不敏，愿以土断为献，不识与其进否？

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」。此门弟子纪录之辞，若夫孔子之心，则知鬼神之实在也，不止于「如在」。何以明鬼神之实在？知人则知鬼神矣，知我则知彼矣。人不自知，我故亦不知鬼神。季路问事鬼神，子曰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」？问死，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？盖以明死即生，人即鬼神。鬼神者，无形之人；人者，有形之鬼神。夫人之所以为人者，以其神也。神无形，无形故无限量。《易大传》言「范围天地之化」，《中庸》言「圣人之道发育万物」，圣人与人同耳。圣人先觉，我心之所同然耳。举天下万古之人皆能范围天地，发育万物，而人自不知也。知人之神心无方无体，无所不在，则知鬼神亦无所不在。孔子自信，故亦信鬼神，以为鬼神实在，非意之也。

子曰：「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」。此师挚之始乱，洋洋盈耳之音也，师挚能知其音，不达其道；孔子能知其音，又达其道。此乐而不淫，即人之乐而不淫；此哀而不伤，即人之哀而不伤。此不淫不伤之妙，至矣哉！至坦明，至简易。从心所知，自乐自不淫，自哀自不伤，自怒自不迁，自惧自不慑。人之本心自如此，不昏不放，则常如此；微昏微放，则不如此。意起则昏，意起则放。

子曰：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」！此惟指人心放逸之病。至于子张祭思敬，丧思哀，其可已矣。思敬思哀，虽异乎不知耻者，然亦伪已。导学者为伪，不可。子游曰：「丧致乎哀而止」。此亦意说。曾子曰：「吾闻诸夫子，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亲丧乎」。夫子发明人之道心如此端的，亦异乎子游矣。人之本心临丧自哀，临祭自敬，敬与哀乃道心之变化；迁于物，动乎意，则昏矣，肆矣。

子曰：「知者利仁」。深知仁之为美为利，故好之。「好德不如好色」，未知仁之为美为利故也。何思何虑之妙，静虚纯明，如天地日月；融融和乐，无始无终，如春风和气。此唯知者知之，仁者安之。

子曰：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」。仁者欲恶与众人同，至于不以其道得之，则不处不去，则与众人异。志于仁，用力于仁，则必不处不去。自古知道者大不易得，比一二十年觉者浸多。子曰：「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」？勉学者用力于仁也。盖知者虽觉，而旧习久固，未精未一；唯纯明无閒辍，始能尽仁。知者所觉，造次颠沛，已无非妙用矣。然蒙养未精一，与已精一者不同，此曰「必于是」者，明精一也。圣言一字不苟，学者感圣训明切罔极之恩，何以报也！

子曰：「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」。呜呼，圣言至矣！造次颠沛，始信不可置意、必、固、我于其中，始信忠信即我之道心，始信涉河丈人出入风波之中不过忠信，无他奇巧。孔子使弟子志其事者，此也。子曰：「知者动」。惟得天下之至动，斯可以言知及之。惟吾心之喜怒哀乐、造次颠沛如天地之变化，四时之错行，而未始不寂然，而后知知者之动，而后知丈人出入于风波之中即仁即忠信。

学者观孔子曰：「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」。往往切意饮食之外，自有所谓仁之道，以此求仁，却行而求前也。不知夫举匙施筴，仁也；咀嚼厌饫，仁也；别味知美恶，仁也。但于其中微起意焉，则心始动、始迁、始不仁矣。仁，人心也。人心清明，澄然如鉴，万象毕照，而不动焉。

子曰：「我未见好仁者」。知仁者鲜，好仁尤鲜。既知而后可以言好，不知则安所好？仁，人心也，何知之难？求仁于心外，故难；求仁于心内，亦难。心无实体，安有内外？微起意象，辄昏辄迷。意实非意，象实非象，直心直意，实无内外，变化万状，实无作止。智者知之，故得动中之妙。无所似之，托言乐水。仁者不惟知之，又能好之。斯好非意，斯好非为，常静常明，山或似之。好仁固鲜，知不仁而恶之者亦鲜。何以明之？仁既难知，则不仁亦未易知。不仁之粗者易知，不仁之微者难知。意象微起，即为不仁；意象微止，亦为不仁。此类无穷，不可备述。孔子绝四，止绝学者四病。意、必、固、我，无越四者。病本不去，祸流无穷，众蔽百恶，皆自此出。尽知不仁之病，则不仁渐除，仁道渐著矣。颜子曰：「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」。盖尝自以为道如是矣，又知以为如是者意也，非道也。既知以为如是者非道矣，又知以为如是非道者，亦意也，非道也。穷之而益远，测之而益深，夫是以有弥高弥坚之叹，以为如是者皆未离乎意，知其尤为不仁而恶之也。又曰：「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」。夫欲从，未离乎意。夫子之所绝而恶之者，恶其不仁也。惟颜子知夫不仁之病如此其微，故他日获至三月不违之妙。用力于仁之力，异乎他人之所谓力。他人之用力，乃意、必、固、我之力，故有不足；用于仁之力，乃不识不知之力，故无不足。盖有之矣，谓他人。

子曰：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。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」。虽已闻道，而未精未一，奚可不用其力？是力非思非为，故孔子未见力不足。「盖有之矣」，谓他人，他人不知道，用思为之力，故有不足。孔子得道，道心无思无为，而如日月之光，无所不照，故其力未见不足。君子道心初明，旧习未释，断不可不用力。未精未熟，岂能遽绝思为？久而精纯，泯然无际。孔子曰「用力」，其旨甚明。特其初不免于思为，然亦至平至易。过失之泯如雪入水，道心发光如太阳洞照，无拟议，无渐次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，自然无力不足之患。彼小人之中庸，荡然无忌惮者，则以为无所用其力，此学者之大患。孔子教学者，惟言仁曰「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」。仁则常觉常明，如日月，如水鉴，如天地。《中庸》曰「力行近乎仁」，仁非徒知不行之谓。果实核中之所藏曰仁，此仁无思无为，而能发生。仁道亦然。圣人正名百物，而寓教焉，其旨微矣。曾点咏归之妙，夫子所与，而逮大杖挞曾子，气绝几死，则亦不用力之故也。孔子曰：「我学不厌」。孔子犹用力，而况于他人乎？至于耳顺，从心所欲不踰矩，则无所用其力。

子曰：「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，观过斯知仁矣」。说者曰党，偏也。某年六十四，始省偏与党相近而微不同。党者，意好所向。人心本清明，动于意欲，使有过；知意欲之为过，则知意欲之不作为仁矣。仁者，复其本心之清明，如鉴，如日月，万物毕照，而未尝思为也。

子曰：「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，观过斯知仁矣」。党，偏也。动乎意则有所倚，故曰党。倚则有过。观动意有倚有过，则知不动乎意，庸常平直，虚明日用，非思非为，斯仁矣，中庸矣。大过易知，小过难知，知过不尽，以过为仁。

子曰：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」。子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谓圣」。精神虚明无体，未尝生，未尝死，人患不自觉耳。一日洞觉，则知死生之非二矣，则为不虚生矣。

子曰：「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」。此心在道则不在物，在物则不在道。耻恶衣恶食，是堕在事物中，为事物移换。未能格物，而欲致之，是无理也。格物不可以「穷理」言。文曰「格」耳，虽有「至」义，何为乎转而为「穷」。文曰「物」耳，初无「理」字义，何为乎转而为「理」？据经直说，格有去义，格去其物耳。程氏倡穷理之说，其意盖谓物不必去，去物则反成伪。既以去物为不可，故不得不委曲迁就，而为穷理之说。不知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古人谓欲致知者在乎格物，深病学者之溺于物，而此心不明，故不得已为是说，岂曰尽取事物屏而去之耶？岂曰去物而就无物耶？有去有取，犹未离乎物也。格物之论，论吾心中事耳。吾心本无物，忽有物焉，格去之可也。物格则吾心自莹，尘去则鉴自明，滓去则水自清矣。天高地下，物生之中，十百千万，皆吾心耳，本无物也。天下同归而殊涂，一致而百虑，天下何思何虑？事物之纷纷起于念虑之动耳，思虑不动，何者非一？何者非我？思虑不动，尚无一与我，孰为衣与食？必如此而后可以谓之格物。格物而动于思虑，是其为物愈纷纷耳，尚何以为格？若曰今日格一物，明日又格一物，穷尽万理，乃能知至，吾知其不可也。程氏自穷理有得，遂以为必穷理而后可，不知其不可以律天下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」。无适无莫，非学而至者也，君子之心本如此也。岂独君子之心如此，举天下人心皆本如此也。本如此而或者蔽之，故有偏倚，有适莫。若曰：我欲如此，我不欲如此，我方寸中窒矣碍矣，安能惟义之从？君子之心如太虚，安得有适与莫也？人心皆然，识我之心则识君子之心。

汲古问：「子曰：『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。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』。先儒谓君子安安而能迁，小人则怀居矣。君子以刑为体，小人则惟利之从。而又谓乐善、恶不善，所以为君子；苟安务得，所以为小人。其说是否」？先生曰：「上之德政则一，而怀之者不同。君子怀其德，又怀其刑，以其不及无辜。小人则怀其土，得安土不扰，故得其惠」。

曾子曰：「君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。忠恕之意，正不必推大之，深求之。若曰「忠譬则流而不息，恕譬则万物散殊」，皆未得曾子之意。曾子见夫子之道，只寻常忠恕之心便是，故曰忠恕而已。言不必外求，只此已足。且何以知其已足？夫子之道，穷之则无穷，究之则难尽。曾子何所见而谓尽在于此？此非君子胸中洞彻无疑，岂敢为此断然之论？向者曾子知有孝弟而已，知事吾亲而已，他不知也。事亲之心自是事亲之心，与他人之心自是与他人之心，断不相似。一旦闻夫子一贯之诲，正触此机，忽通其碍，向之二，今之一也。忠恕之心即吾孝友之心，即吾事亲之心也，一而不二，通而无间，不可别择。谩举一事言之，即夫子之道，何浅何深，何内何外？不曰孝弟，而曰忠恕，盖曾子从其所通处言之。使曾子纵言之，则曰「仁义而已矣」，亦可也；曰「礼敬而已矣」，亦可也；曰「和乐而已矣」，亦可也；曰「中而已矣」。曰「正而已矣」，曰「顺而已矣」，亦可也；曰「洒扫应对而已矣」，亦可也；曰「事亲从兄而已矣」，亦可也。读书不可只读纸上语。

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。此语甚善。子思曰：「忠恕违道不远」。此语害道。忠恕即道，岂可外之？以忠恕为违道，则何由一贯？

或问：「『吾道一以贯之』，而曰『忠恕而已矣』，则所谓『一』者，即仁否」？程正叔曰：「然。此『一』字当子细体认。一还多在忠上，多在恕上」？曰：「多在恕上」。曰：「不然，多在忠上。才忠便是一，恕即忠之用」。此论殊为蔽窒。既已谓之一矣，何多何少？「体认」两字，便见用意积力之状。孔子未尝教人体认，惟曰「一以贯之」，别无注脚。曾子曰「忠恕」，发明亦坦夷明白。不谓后世学者穿凿撰造至于此，其病甚著。

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」。善求夫子之道者，不求诸夫子，而求诸吾之心。夫子之忠恕，固夫子之心也，亦吾之心也，天下同然者谓之心。或者贱己而贵圣人，平时妄虑纷纭，恶习深固，织织藩篱，复复限阈，一旦语夫子之道，固望而惊，畏而遁，慊然自以为不敢企及。闻曾子之言曰「忠恕而已」，固以为曾子姑以其浅者告之，不然则夫子之忠恕必非常人之所谓忠恕也。是不可不推而大之，曰「忠犹流而不息，恕犹万物散殊」，又曰「忠则无我，恕则无物」。呜呼，此夫子之道所以愈昏昏于天下，乾坤易简之理所以戛戛乎始返而为难。善乎孟子之言曰：「道在迩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」。又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」。可谓大明白而无隐情。知尧舜之道无出于孝弟，则知夫子之道无出于忠恕。尧舜之道不出乎徐行后长之间，夫子之忠恕固不出于众人之日用。众人日用，此心茍与人而诚，孰非此忠？苟待人以宽，孰非此恕？忠则忠直，恕则平恕。夫子之道，坦然甚明，无有馀蕴。谓之一贯，信乎其为一贯，何往而非此心？何往而非此忠恕？天得此忠恕而高明，地得此忠恕而博厚，日月得此而明，四时得此而行，鬼神得此而灵，万物得此而散殊于天地之间，人得此忠恕而为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长幼。人惟裂于其私，囿于所见，夺于其形，执于其名，断断然谓天地必不与我相似，万物必不与我一本。四体之间，其喜、其怒、其哀、其乐，与夫语默意虑，少壮衰老，尚不得而一，而况自身之外？如天地万物之纷错，又乌得而一？略不思天地之所以施生运化者，不可得而知；日月之所以明，四时之所以行，亦不可得而知；鬼神之吉凶，万物之生生不穷，飞鸣蠢动、走伏潜跃者亦不可得而知；人之能视能听，能言能动，能思能虑，能喜怒，能哀乐，能爱敬恤睦者，亦不可得而知。可以知则可以异，不可以知则不可以异。可以异则二，不可以异固一也。自夫不可以异者而观之，则天之气，地之形，与万殊之不可胜穷，与人之位乎两间，皆同体而异形，同机而异用。如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而一身也，如木之根干枝叶华实而一木也。顺是而达之，曰仁曰义，曰礼曰智，曾子之谓忠恕，又谓之孝，子思之谓中庸，又谓之诚。逆是而行之，则为不仁不义、不礼不智，为愚、为小人，亦曰不忠恕。然而此私也，非公也，妄也，非诚也。曾子指其诚者而告人，故曰「忠恕」。孟子指其全体而告之，故曰「仁，人心也」。人虽甚不肖，忠恕之心盖每发见。是心之发，不由矫激，不由要誉，悠然出于其天，而不由乎人。此固夫子之大全，天地之大用，尧舜之大德，而非曾子一人之论也。人皆有此心，皆闻曾子之言，往往直信而不疑者，千百无一二，若信而思，以为未必然者，皆是也。此非曾子之言犹有隐乎尔也。指金而告人曰「此金也」，识者固信，不识者固疑。然则奈何？曰夜半㸑火息灭，饥者索食，对烛而坐，不知烛之为火也，则亦终饥而已。忠恕之论，烛喻也。

子曰：「参乎，吾道一以贯之」。曾子曰：「唯」。子出，门人问曰：「何谓也」？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。天地内外，人物有无，变化万状，未始不一，不必言贯。以曾子未觉，姑言贯以启之。曾子既唯、既觉悟，此心日用无非此道。与人忠信，恕人如己，此道也。日用见于忠恕者多，故曰忠恕。孝、此道也，弟、此道也，礼、此道也，乐、此道也。不必贯而本一也。《中庸》篇曰「忠恕违道不远」者，子思记言之讹欤？

先生问汲古曰：「『忠恕』二字，晓得否」？汲古对曰：「忠以尽己，恕以及人。此合体用而言，只是一道」。汲古又问曰：「曾子指忠恕为夫子一贯之道，则忠恕即道矣。至《中庸》却谓『忠恕违道不远』，如何」？先生曰：「曾子言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』，此语甚善。子思言『忠恕违道不远』，此言未安。忠恕即道，岂可外之？以忠恕为违道，则何由一贯？一贯是一片，无间断」。

汲古谓：「《易》云『德不孤』者，以其敬义之立也。《论语》曰『德不孤』者，以必有邻。未晓此所谓德不孤者如何」？先生曰：「人心之善谓之德，此心天下之所同。同然之机，翕然而应，众所共服；茍动乎意，则邪枉而民不服。子曰：『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』。又曰：『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』。又曰：『德之流行，速于置邮而传命』。直心感动之妙如此」。

子游曰：「事君数，斯辱矣；朋友数，斯疏矣」。数生于放心，心茍不放逸，日用常在不识不知中，安得有繁数之事？事君与朋友而数，虽出于忠，未离私欲。

汲古问：「子贡问曰：『赐也何如』？子曰：『女，器也』。曰：『何器也』？曰：『瑚琏也』。未达圣人何以取其器质之美」？先生曰：「《明堂位》云夏后氏之四琏，殷之六瑚，周之八簋，皆黍稷器也。子贡达于事理，而未达其道，故不及君子之不器」。汲古又问：「子曰：『君子不器』。此言君子之广大无方，非拘于一用，是否」？先生曰：「器则可名，生于有意。无意、必、固、我，则不器」。

先生曰：「子使漆雕开仕，对曰：『吾斯之未能信』。子说。汝晓此否」？汲古对曰：「漆雕开自以为其学未能见信于人，未可以仕。故夫子喜其知己而笃学」。先生曰：「漆雕开可以仕而不仕，故子使之仕。夫圣人以为可以仕则仕，异乎子张之干禄，仲弓、子路之为季氏宰矣。乃曰『吾斯之未能信』，惟曰『斯』者，以所觉不可信而言也。曰道曰德，则可得而言，而非漆雕开之所觉。孔子以觉为知及之，又必仁能守之。漆雕开虽已觉此不可容言之妙，可曰知及，而用力于仁，蒙养之功未至纯明。虽颜子三月不违，而三月之外亦或违；虽不远复，终未纯明。漆雕开未自信其纯明欤。惟曰『未信』，不复详言，蒙养之妙，非思非为、略言即泯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，是宜子说」。

夫子之文章也、性也、天道也，其名言不同，而一物也，而子贡以为三，又以文章为可闻，以性、天道为不可闻。是安知可闻之即不可闻，不可闻之即可闻也哉！故夫子曰：「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」。群弟子率求夫子之道于日用之外，率以不一之见见夫子，夫是以得其门者寡矣。天地间何物不一？人自不一。起思起意，绝然殊异，不知一贯无二。

季文子三思而后行，子闻之，曰：「再，斯可矣」。张横渠以为圣人深美之辞，若曰再斯可矣，况能三耶？所以明夫思之可贵，所以明夫思之不可不深。曰「思曰睿，睿作圣」，曰「思无邪」，曰「思之弗得，弗措也」。周公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，何止于三而已乎？又曰：「思之一门，其大矣哉」！横渠之论甚有味乎其言。但圣贤立言，不必以一定论。执言语以求圣人之道，非但圣人所望于学者。横渠发挥思之一义尽美尽妙，而不可以此论「再斯可矣」之旨。圣贤之言，有时如此论，有时不如此论，要当会圣贤之意，不可执圣贤之言。况季文子之思乃每事必三思而后行。思曰睿，终身思可也。思之弗得弗措，终年思可也。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，夜以继日思之可也，至于日用之事，茍每事必三思而后行，则过矣，滞矣，不通矣。随遇辄应而不思，固不可；思之思之又思之，每事如此，亦不可。随遇辄应，谓之太简；每事三思，谓之太详。太简谓之不及，太详谓之过。太简未是，太详亦未是。太简则有简之意，太详则有详之意，皆非无意无必、大中至正之道也。是道也，初非绝思虑之谓。得此中，虽终日思虑，终年思虑，不可谓动心也；失此中，虽终日不思虑，终年不思虑，不可谓不动心也。周公日夜以思，乃圣人之道；原壤登木之歌，乃反而用之，智者知其动心也，圣人叩之，以为老贼。此非得圣人大中之道，未易辨此。

子曰：「宁武子，邦有道则知，邦无道则愚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」。其知有才智者或能之，其愚非有道者不能。有一点动心处，便不能愚也。故宁武子之不可及，至于愚乃见。

子在陈，曰：「归与归与，吾党之小子狂简」。狂是过，简是不及。狂是为，简是不为。狂是动，简是静。狂是进，简是止。过非此道，不及亦非此道。为非此道，不为亦非此道。动非此道，静亦非此道。进非此道，止亦非此道。此道甚坦夷，惟人动其心，斯失之矣。

子曰：「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」。圣人何为深耻乎此？人皆有此良心，有此质直心，此质直心即道心。而合也昏迷颠倒，驰放不返，为诈为变，为巧为机，为鬼为魅，故圣人深恶深羞之。或者曰：「此圣人深诛小人变诈之心耳，未可遽谓发明道心，道心恐不止于质直而已」。是不然。独不闻圣人曰「主忠信」，忠信之心乃大本，使圣人于此姑言其浅者，则其深者为如何？圣人之言无浅深，无本末。吾圣人之道所以至于今不明于天下，正以学者不知孝弟忠信即天下大道。夫是以圣人之道往往以平易见卑于高明之士，而异端空虚寂灭之论满天下。孔子曰：「莫我知也夫」。又曰：「知我者，其天乎」！言人不我知也。

子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」。观圣人此语，益信圣人之道不为难也。夫子亦尝曰「主忠信」，是忠信圣人之主本。今十室之邑即有忠信如圣人，则茍诚实无诈伪，即已得圣人之主本，但以不好学不能通达耳。然则圣人之道朴实无诈伪而已，岂不甚易？观此，则忠信之士不可不自信。然此自信亦复难，常以语人，人终未信，非直不信，终不无疑者亦多矣。固有天资纯朴，确诚无伪，宛然有圣人之质而自不知，良可惜哉！

子曰：「雍也可使南面」。仲弓问子桑伯子，子曰：「可也简」。仲弓曰：「居敬而行简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简而行简，无乃太简乎」？子曰：「雍之言然」。由道心而发，其居自敬，其行自简。居不敬则慢，行不简则扰。居敬行简，乃道心之常，意念微作，即有微偏。君子不器，以其无意、无必、无固、无我，故人不得名之以器。子桑伯子则为孔子所名，故孔子亦以此微贬之，使不可以简名，则善矣。敬简不偏，本于无意，好恶微偏，人即得以名之。

哀公问：「弟子孰为好学」？孔子对曰：「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」。知道者有之，好学者难得。如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与夫曾子诸贤，不可谓无日至月至，至于三月不违，非颜子不能。颜子纵有怒、过，怒不迁而旋止，过不贰而旋释，意念微动，便自寝息。他人岂无志于学者，往往不能旋止旋释。怒、过以暴露而不可掩，乃徐救之，或自以为小过无伤于义，姑纵而迟之。此皆怠惰之故，虽已至于道者，犹有此病。则圣人谓独颜子一人好学，他人不与。信乎，他人不可得而与也！此病惟曾、闵诸公知之，未至于道者亦不知。

怒已动于心矣，颜子何为而能不迁？过已作于心矣，颜子何为而能不贰？以颜子之心本无怒，动乃有怒；颜子之心本无过，动乃有过。今颜子既知其动而改矣，则复不动如故。不动，则尚不知心之为心，孰为怒？孰为过？曾子曰：「江汉以濯之，秋阳以暴之」。皓皓无际，荡荡无涯，融融无止，是中安得有怒与过也？

孔门诸贤孰不愿学，何独称颜子好学？日至者终一日不动于意，纯明精一，是为至道。月至者终一月如此，亦非众人之所能矣。犹不得谓之好学，盖比于三月不违仁者，勤惰有间矣。好学之所勤，非思虑之所到，非继续之可言，本一也，本不动也，本清明也。此学日至月至者之所共知，惟弗如颜子之勤尔。孔子学不厌，亦此勤也。

子华使于齐，孔子不与之粟者，君子周急不继富也。冉子不知此道，乃为其母请粟。孔子亦不以其不当与而固执不可之义。盖冉子来请，又生变通之义焉。与之釜，釜六斗四升，亦兼示不当与之义。冉子又不悟而请益，孔子亦不执不与之义，又益之以庾。庾十六斗。既不深绝冉子之请，又兼明不当与之义，此与尧试鲧同道。虽明知鲧方命圮族，不可用，以佥岳并荐，谕之不从，而姑从众。于戏！此尧之所以如天，孔子所以亦如天也。冉子擅与粟五秉，孔子亦不怒，惟曰：「君子周急不继富」。亦略明大旨而已。于戏！孔子真如天矣！

冉求曰：「非不说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」。子曰：「力不足者中道而废，今女画」。学者常情往往多与冉有同，而孔子断然不以为力不足，以为自画止者，何也？斯道无不通，人自阻碍。斯道无思无为，人自起意。意起则碍矣，道本无所碍。孔子所谓力不足者，非谓学道者于斯道之中有力不足也，谓徒步远行而力不足则中道而废，负任而行而力不足则中道而废，谓此类也。夫斯道忠信而已矣，何思何为，何阻何碍，而曰力不足乎？足与不足，皆人心自作此见，道初不如此，不作足不足之见，则人心之灵未始不一贯。非力不足而自不学者谓之画也，而曰「止于此，吾不进也」。学者多此类也。惟圣人则不画，日月至者亦不画，馀皆画也。

学道安得有力足不足？足与不足皆人心自作此见，道初不如此，不作足不足之见，则人心之灵未始不一贯。冉有乃自画。

汲古问：「学者用力，果有不足处否」？先生曰：「学道安得有力不足？足与不足是人心自为之。如冉求曰：『非不说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』。故孔子曰：『力不足者中道而废。今女画』」。汲古问：「用力于仁又如何」？先生曰：「用力于仁，无思无为，精明纯一」。

子曰：「谁能出不由户，何莫由斯道也」？圣人如此明告，不知学者何为乎不省？视听言动者道也，俯仰屈信者道也，寐如此，寤如此，动如此，止如此。徒以学者起意欲明道，反致昏塞；若不起意，妙不可言。若不起意，则变化云为，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故孔子每每戒学者毋意。

子曰：「谁能出不由户，何莫由斯道也」？圣言如此明告，不知学者何为乎不省。日用云为，无非变化，无非斯道。视者斯道，所视之形色亦斯道；听者斯道，所听之音声亦斯道；思者斯道，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。自清浊未分，以至于既分，阴阳交而四时行，百物生，皆斯道。动静有无皆斯道，不劳思索，念念皆妙。曰天，曰地，曰人，曰物，曰事，名谓不同尔，何者不妙？学者惟毋动乎意。

野不可，史亦不可，何故？野偏，史亦偏，偏皆未离乎意。惟文质彬彬，庶乎无意。

子曰：「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」。此直非刚直不温和之谓，乃直正之直。子又曰：「一物失理，乱亡之端」。又曰：「茍违此道，民叛如归」。人惟睹不直而生者满天下，故玩忽以未必然，而妄言妄行者多，略不思圣人曰此乃幸免尔，其不免者皆不直也。圣言无不验，天下后世当深思幸免警告切至之旨。

孔子曰：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」。自古学者几千万人，解释论辩，自以为知之矣，而实不可以为知。此知不属思虑，有思虑不可以言知。知者，孔子谓「知及之」。好，如颜子好学。日至月至者可以言知之，不可以言好学。「不如好之者」，专为日至月至者发，言其怠也。若孔子则好而乐之矣。子曰「为之不厌」，亦好也。知斯好，好斯乐。好与乐，孔子谓仁能守之。

孟子曰：「人皆可以为尧舜」。而孔子曰：「中人以上可以语上，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」。何也？盖孔子之言非谓中人以下不可以为尧舜，但其气质昏甚，难以语上，「不可」云者，难之之辞也。又曰：「唯上知与下愚不移」。亦非谓其断不可移也，特甚言下愚之不可告语，不肯为善，亦犹上知之不肯为不善，故曰「不移」。然又曰「性相近，习相远」，孟子亦曰：「尧舜与人同耳」。又曰：「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」。孔子又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谓圣」。然则所谓中人以下者自昏自迷耳，一日内明忽开，方悟吾性本与圣贤同，殊不相远。「心之精神是谓圣」，乃孔子所以告子思。此可谓圣人至言，而《论语》不载，首篇乃多载有子之言，有子乃曾子之所不可者，则记《论语》者固不足以知圣人之至言也。